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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贵妃（第1页）

《杨贵妃》

关于鲁迅先生的未完成的作品，似乎已经有人提到，手边没有书籍，不能确切征引。其中以剧本《杨贵妃》为最令人可惜。

鲁迅先生对于唐代的文化，也和他对于汉魏六朝的文化一样，具有深切的认识与独到的见解。有许多望古遥集的学者或收藏家，不是说三代以下的文章不足观，便是说《史》《汉》以下无好文章，他们甚至以为唐碑不算古碑，唐代的遗物不算古物；鲁迅先生是受过近代科学训练的人，对于某一时代的爱憎，丝毫没有这种不合理的偏见。

他觉得唐代的文化观念，很可以作我们现代的参考，那时我们的祖先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力；同时对于别系的文化抱有极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地崇拜或轻易地唾弃。这正是我们目前急切需要的态度。

拿这深切的认识与独到的见解作背景，衬托出一件可歌可泣的故事，以近代恋爱心理学的研究结果作线索：这便是鲁迅先生在民国十年左右计划着的剧本《杨贵妃》。

鲁迅先生的原计划是三幕，每幕都用一个词牌为名，我还记得它的第三幕是“雨淋铃”。而且据作者的解说，长生殿是为救济情爱逐渐稀淡而不得不有的一个场面。除此以外，先生曾和我谈过许多片段计划，但我现在都说不上来了。

所感到缺憾的只是鲁迅先生还须到西安去体味一下实地的风光。计划完成以后，久久没有动笔，原因就在这里。

恰巧西安讲学的机会来了。鲁迅先生那时几已十年没有旅行，又因本有体味一下唐代故都生活的计划，所以即刻答应了西北大学的邀请。

我们以火车为交通工具，起于北平止于陕州，以后便是一天旅行数十里至多一百里的黄河船了。我们在黄河船上望见灵宝城，濯濯的丘陵上现出一丛绿树。我已经受了感动，对鲁迅先生说：

“宜乎美人出生在这里了。”

鲁迅先生静静地望着，没有什么表示。我知道先生的脾气，没有表示或者是大有所感，或者是毫无所感，决不是有了平平常常的感想。

到了西安以后，我们发见了一种极平凡的植物，为数实在可观，几乎家家园子里都有的，便是白色的木槿花。木槿花本是极平凡的植物，但在别处只看见一株两株，而且是红色的居多，从未有像西安的木槿花那样白色的一片。我也已经受了感动，对鲁迅先生说：

“将来《杨贵妃》的背景中，应该有一片白色木槿花。”

鲁迅先生静静地望着我，没有什么表示。这时候我渐渐有了警觉，担心着《杨贵妃》的计划难免会有根本的变动了。我们看大小雁塔、看曲江、看灞桥、看碑林、看各家古董铺，多少都有一点收获。在我已觉得相当满意，但一叩问鲁迅先生的意见，果然在我意中也出我意外地答复我说：

“我不但什么印象也没有得到，反而把我原有的一点印象也打破了！”

鲁迅先生少与实际社会往还，也少与真正自然接近，许多印象都从白纸黑字得来。在先生给我的几封信中，尝谈到这一点。

从白纸黑字中所得的材料，构成了一个完美的第一印象；如果第二印象的材料也由白纸黑字中得来，这个第二印象一定有加强或修正第一印象的价值；但是如果第二印象的材料来自真正自然或实际社会，那么它的加强或修正第一印象的价值或者要大大地减低，甚至会大大地破坏第一印象的完美也是可能的。

对于鲁迅先生的失望，我想第一步或者可以适用这样一个解释。

鲁迅先生怕看《黛玉葬花》这一类戏，他对我说过，就为的不愿破坏他那从白纸黑字得来的完美的第一印象。那么真实的灵宝城等等，怎么会不破坏他那想象中的“杨贵妃”的完美呢？

其次，那时的西安也的确残破得可以。残破还不要紧，其间因为人事有所未尽而呈现着复杂、颓唐、零乱等等征象，耳目所接触的几无一不是这些，又怎么会不破坏他那想象中的“杨贵妃”的完美呢？

在我们的归途中，鲁迅先生几乎完全决定无意再写《杨贵妃》了。所以严格地说，《杨贵妃》并不是未完稿，实在只是一个腹稿。这个腹稿如果作者仍有动笔的意思，或者可以说，因到西安而被破坏的印象仍有复归完美的事实，那么《杨贵妃》在作者逝世前共十二三年的长时间内，不是没有写作的机会。可见那一次完美印象的破坏一定是相当厉害的了。

鲁迅先生在西安，没有得到什么新的戟刺。我们都想找一点新花样来提起大家的兴趣。那时西安的鸦片不但没有禁绝，而且还相当地通行。鲁迅先生忽然愿意尝一尝异味。原来前辈的诗人如波特来尔，并世的文人如柯克多，都曾用麻醉剂来获得灵感，因此灵感而写出好的诗文。鲁迅先生对于医药有研究，常说鸦片原是极有价值的药品，不济的人却拿来当饭吃，自然只有死路一条。他为获得灵感，也为尝尝异味，于是决定访求。

同学张辛南兄在省署任秘书，西安方言读秘书曰“密夫”，他的交游是四通八达的，有的军官家里据说常常有三四套烟具，我于是托“张密夫”设法。鲁迅先生说他幼时曾在尊长的烟具旁盘桓过，但始终没有尝过烟味，我自己也是一样，所以我们都抱着好奇的心理。

那一天我是完全失败了，我觉得烟嘴太大，与纸烟、雪茄过分悬殊，吸着极不方便，浅尝以后便放下了。鲁迅先生吸得还算顺利，吸完以后静静地等候灵感的来临，不料竟像扶乩一样，那一天灵感没有降坛。我问先生结果怎样，先生却失望地答复我说：

“有些苦味！”

我知道鲁迅先生也失败了。

万一那一天我们居然成功，那么《杨贵妃》也许早就问世了。

1.选自《鲁迅先生二三事》，1945年作家书屋出版。标题为本书编者新拟。

2.孙伏园（1894—1966），原名福源，字养泉，笔名伏庐、柏生、桐柏、松年等。浙江绍兴人。著名副刊编辑、散文作家。1911年就读于绍兴山会初级师范学堂，成为鲁迅的学生，是与鲁迅交往最密切的那些学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