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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时代浪（第1页）

虽然在来之前想过无数可能，季良文却始终未曾料到，郭珍珍竟是自己跳下去的。这与他所调查到的郭珍珍不同。

在班主任孙娣和任课老师们的口中，郭珍珍是一个积极上进的女孩。她的微信头像是一个可爱的财迷猫，个性签名是“钱辈，请跟我交往吧”。季良文端起碗喝了口水，凉意顺着肠道延伸，直通胃部。

“她的孩子是谁的？”

“或许是哪个相好的，女娃娃不找个好男人，多半下场都很惨。”

季良文想起邓纯风，她在绝境里也把希望寄托在婚恋上。可是找个好男人，这句话本身就太过于伪命题。

“她妈妈命也不好，”李爱菊叹息一声，“说到底，我跟李玲也算老乡。”

李爱菊的思绪拉回几十年前。

那是城乡户口有严格划分的八十年代。牲口分两类，好牲口和坏牲口。人也分两类，城市和农村。

管牲口用粮食，管人用粮票。只有城市户口配给商品粮，农村人进城没有粮票就买不到口粮，除非读书、当兵，或城里有接收的单位。而郭珍珍的妈妈较为特殊，她是姑姑带去城里看孩子用的。于是李玲成了成了那一批里第一个走出去的女孩子。

每年李玲回村，李爱菊都听说她带回了许多城里的东西。城里人用的草纸叫餐巾纸，还有挂许多精美的挂历。后来郭珍珍的舅舅们用李玲挣的钱盖上了房子，而李玲经人介绍，嫁给了一个比她大十二岁、有城市户口的瘸子。

“当时这种组合很多，又靓又能干的村里的姑娘，在城里找个瘸子、瞎子、聋子。”

村里有人可惜，有人羡慕。李玲看着户口本上的“农业户口”变成“非农”，嘴角微微翘起来。农村的姑娘想进城，读不了书、当不了兵，只有嫁人一条路。

这是她唯一的出路。

她成功了。

婚后的李玲在厂子里糊纸盒，除了丈夫醉酒后会拳打脚踢骂她是乡下人外，日子似乎还不错。直到丈夫查出不孕不育的那天，抬起头，医院的电视上正回放着邓小平那段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南巡讲话。

粮票取消了，粮油关系不再绑定户口了——

她重重地坐到椅子上，意识到丈夫留下的瘀伤其实很痛，比想象中还要痛。

1996年，李玲与家暴成性的丈夫正式离婚。

1997年，李玲认识了厂里的技术员郭涛。那时的大学生属于干部身份，吃国库粮，毕业包分配，由单位分房子。

1998年，李玲与郭涛结婚。村里人说李玲命好，总能嫁对人。

万众沸腾的千禧年，李玲生下第一个女儿郭禧禧，国企下岗的斩刀也架到丈夫的脖颈上。“市场经济了，”郭涛告诉她，“大学生也不值钱了。”

李玲觉得命运总是与她开玩笑。她嫁给城里人，城市户口便不值钱了。她嫁给大学生，大学生也不值钱了。不过只要不挨打、能糊口，孩子健康，夫妻一心，日子再苦也能甜起来。

开春后生活还在继续着步伐，郭涛上过班、卖过菜、看过大门。李玲厂子的效益不好，索性下岗。两人合计一番开了家面粉店，骑着叁轮车四处送面粉，一袋足足能挣五毛钱。他们蹬着那辆不算大的车，蹬出了第一台柯达照相机，冲胶卷时他们依偎着看女儿的小脚丫，“孩子以后读北大还是读清华？”

“读哈佛，”郭涛笑着说，“我们禧禧什么都要最好的！”

李玲有些感动，又有些难过。郭涛从没嫌弃过他们的孩子只是个女儿，如果她的爸爸也像郭涛一样，是不是她的人生又会不一样？

但是命运的玩笑并未就此停止，2003年，非典席卷全国。这场疫病带走了他们好不容易开起来的面粉店，也带走了他们的第一个女儿。

火化的那天，李玲差点以为自己的魂魄也要跟着飞成烟灰了。

她想起女儿出生的裹包是那样小，明明可以从百货商场买新的，可她舍不得，借了哥哥家孩子用过的。

女儿最喜欢玩学步车，为了多送一袋面，她把女儿放在屋里，没让她再多跑一个下午。

女儿刚学会喊妈妈的那个黄昏，为什么明明听到了，却没有蹲下身再听一听、夸一夸、亲一亲那张小脸呢？她只是急匆匆地把面粉扛上叁轮车，急头白脸地同赊账的客户为了几块钱吵得天昏地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