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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蒋介石和他的同盟者（第2页）

奇怪的是，作为一个中国通，史迪威竟然愚蠢到无视中国将士的军心。中国军队历来就有这么一个传统：“当中国军队无路可走时，他们也绝不会降低自己的人格，躲到国外去。”

尽管在罗斯福总统送给蒋介石的礼物中，史迪威不是最受欢迎的，但是毕竟还有其他东西值得感谢。最受欢迎的一件就是1942年年初那笔50万美元的贷款。

当时蒋介石正在新德里，总统给他拍了一封报告这个好消息的电报，说“中国军队对于凶恶的侵略者的英勇抵抗，赢得了美国人民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的最高赞扬。”这类话还说了很多。十分高兴的蒋介石回电说：“你在世界的这场最大的危机中所表现出来的远见卓识，值得让一切真正的政治家羡慕。”3月8日达成的贷款协议中的第二条，把最后的偿还期推迟到战后，条件是要“符合美中两国的共同利益，并有利于建立世界永久性的和平与安全”。

接着，英国人也马上带来了5000万英镑的贷款。有美国人和英国人参加的一个联合委员会宣告成立。

在记述这些事情时，唐（1）说：“联合协作的目的，是期望在以后的战争中能使中国的货币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但这完全是个空想。

史迪威到达中国时，正值美国和英国宣布对华贷款，这时中国的通货膨胀已经很严重了。“苦力随身都有50元”的现象使史迪威十分震惊。随着战争的延续，货币不断贬值。到最后（据怀特和雅各比的记载），一个月的所得在一个晚会上就能花光。

为了保障平民百姓的生存，政府按冻结后的价格向他们每月定量供应大米、布匹、食油、盐以及燃料。

委员会成立两年之后，在喜马拉雅山上空艰难地飞行着的物资护送队，运载着成吨成吨在国外印制的纸币，以填进严重通货膨胀的无底洞。

然而，钱并不是中国人生活中追求的唯一目标，“脸面”对他们更为重要。

在1942年10月10日的“双十”纪念日上，委员长公布了一件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最为中国人挽回脸面的事情。他宣布，美国和英国已经放弃了那些臭名昭著的“不平等”条约所给予他们的治外法权。英美两国放弃这些权力并非出于被迫，就这一层而言中国的这两个盟国作出重大的让步可以说是自愿的，但这并不是他们主动提出来的。

起初，他们主张在战后再作决定。但是，蒋介石对他们指出，早一些宣布会起到鼓舞中国人民的效果，考虑到这一点，英、美作出了让步。

当蒋介石逐渐成为战争中盟国的一位领袖人物时，毛泽东掌握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

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终于在1941年年初破裂，其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便是1941年1月的“新四军事件”。对这一事件，两方的宣传机器至今仍在争论，而事实真相则更加模糊了。

当时，新四军一直在长江以南离上海不远的地方作战。1940年9月，蒋介石的参谋长何应钦命令新四军向江北转移，然后再过黄河与第十八路集团军（国民党对共产党八路军的叫法）配合夺取新的据点。

共产党犹豫不定，一方面因为冒着日军的火力过长江太危险，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计划，他们想在长江以南的南京——上海——汉口的三角地带中建立新的作战根据地。（2）

蒋介石把转移的最后期限延长到了12月31日，但是新四军仍在原地未动。

突然，共产党的参谋长项英秘密率领他的部队南移。1941年1月4日，新四军与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政府第十四师交火。后来的事情就不清楚了。但可以肯定的是，项英被杀，新四军的军长叶挺受伤入狱。共产党大约损失了1000人。（3）

1月17日，蒋介石命令解散新四军。共产党没有理会这个命令，以同样的名称重新组成了新四军，用七个师的兵力代替原来的那支军队。在好几个星期的时间里，共产党的宣传猛烈指责国民党解散新四军的做法，并指出这个决定是“亲日派”打算与日本人签订和约并参加反共协定的计划的一部分。

3月6日，蒋介石给国民参政会写了一封长信，指责共产党不讲信用，并加上了下面这段并不全是实话的文字：

我无须声明，我们的政府唯一关心的就是领导全国抗击日本侵略者，消灭叛徒汉奸，它绝没有一点要再以武力“镇压共产党”的意思。政府不愿再听到那种现在已成为中国历史遗迹的不吉利的话。望他们服从命令，放弃对他们的战斗同志的攻击，并停止一切挑衅行动；这样，政府将尽可能地为他们考虑。

以前，蒋介石曾私下说过：“日本人是肌肤之病，共产党则是心头之患。”

即使在“新四军事件”之后，国共两党的关系仍在继续。1942年3月28日，周恩来和林彪（此人在黄埔军校曾是蒋介石的学生）以共产党的名义提出了四条要求：

1．在全国范围内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而目前只是有限的容忍。

2．正式承认“解放”区的行政机构。

3．将八路军由三个师扩充到十二个师。

4．允许新编的新四军留在黄河以南，直至战争结束。

蒋介石拒绝了这些要求，但是一年之后，它们又被提出来了。

新四军事件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桂林和昆明这类城市中势头越来越猛的反蒋活动。当时，委员长手下的桂林政府是由李济深主管的，这样原来以香港为基地的左翼作家和剧作家便云集桂林。

李济深愿意为这些文化难民提供保护，为他们找工作，给他们以财政资助。那时，欧阳予倩领导着省立戏剧艺术学院，他以前曾参加过福建省国民革命政府。在他的指导下，以反政府为主题的剧目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尽管这些剧目没有对蒋介石指名道姓，但是观众一看就知道他是靶子。人们从秦始皇和曾国藩这类剧中人看到了蒋介石的影子——前者是秦朝的第一个皇帝，后者是蒋介石十分佩服的一个19世纪的军事政治家。对反蒋立场不加掩饰的杂志也如同雨后春笋。

但是，真正使蒋头疼的还是地下共产党，如杨刚女士、萨空了和金仲华等人。在美国战略情报处与美国驻桂林领事馆主办的鸡尾酒会上，他们都是常客。

后来，杨女士在1949年成了中共对外政策委员会的副主席，萨空了当上了国务院民族委员会的副主席，而金仲华则成了上海市的副市长。

在1942年，他们为争取美国人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这是党要求他们按“国际统一战线”的原则所做的一项工作。

在昆明，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成了反蒋人士和共产党的同情者的庇难所。虽然民主同盟一直到1946年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时才公开活动，但1943年他们在昆明时就已经十分活跃了。

民盟一些领导人物当时都在昆明讲学，后来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们又在北京出现。其中有罗隆基，后来任北京的轻工业部部长；另一位是吴晗，后来任北京市的副市长，他的剧作《海瑞罢官》成了1966年“**”的导火索。

民主同盟在昆明的其他人士还有闻一多和李公朴，后来他们两人都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云南省长龙云以前是个军阀，对于民盟在学生中的活动，他或表示宽容，或故意不管。后来，他也作为“民主人士”出现在北京。

在西南联大，人们首先利用墙报表达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和批评，虽然这些文章没有直接攻击蒋介石，但它们对整个重庆政府以及蒋介石信任的部下进行了猛烈的批评。

在重庆，战略情报处（后改名为美国情报处）雇用了许多左翼人士。这些人在宣传国民党政府的黑暗方面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因为外交官和外国记者们都把这里当做重要的消息来源地。

1941年4月，苏日签订了中立条约之后，日本人马上开始了他们那项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