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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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四年（第1页）

一九二四年

“说不出”

看客在戏台下喝倒采，食客在膳堂里发标，伶人厨子，无嘴可开，只能怪自己没本领。但若看客开口一唱戏，食客动手一做菜，可就难说了。

所以，我以为批评家最平稳的是不要兼做创作。假如提起一支屠城的笔，扫**了文坛上一切野草，那自然是快意的。但扫**之后，倘以为天下已没有诗，就动手来创作，便每不免做出这样的东西来：

宇宙之广大呀，我说不出；

父母之恩呀，我说不出；

爱人的爱呀，我说不出。

阿呀阿呀，我说不出！

这样的诗，当然是好的，——倘就批评家的创作而言。太上老君的《道德》五千言，开头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其实也就是一个“说不出”，所以这三个字，也就替得五千言。

呜呼，“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语丝》第一号。）

记“杨树达”君的袭来

今天早晨，其实时候是大约已经不早了。我还睡着，女工将我叫了醒来，说：“有一个师范大学的杨先生，杨树达，要来见你。”我虽然还不大清醒，但立刻知道是杨遇夫君，他名树达，曾经因为邀我讲书的事，访过我一次的。我一面起来，一面对女工说：“略等一等，就请罢。”

我起来看钟，是九点二十分。女工也就请客去了。不久，他就进来，但我一看很愕然，因为他并非我所熟识的杨树达君，他是一个方脸，淡赭色脸皮，大眼睛长眼梢，中等身材的二十多岁的学生风的青年。他穿着一件藏青色的爱国布（？）长衫，时式的大袖子。手上拿一顶很新的淡灰色中折帽，白的围带；还有一个采色铅笔的匾匣，但听那摇动的声音，里面最多不过是两支很短的铅笔。

“你是谁？”我诧异的问，疑心先前听错了。

“我就是杨树达。”

我想：原来是一个和教员的姓名完全相同的学生，但也许写法并不一样。

“现在是上课时间，你怎么出来的？”

“我不乐意上课！”

我想，原来是一个孤行己意，随随便便的青年，怪不得他模样如此傲慢。

“你们明天放假罢……”

“没有，为什么？”

“我这里可是有通知的……”我一面说，一面想，他连自己学校里的纪念日都不知道了，可见是已经多天没有上课，或者也许不过是一个假借自由的美名的游**者罢。

“拿通知给我看。”

“我团掉了。”我说。

“拿团掉的我看。”

“拿出去了。”

“谁拿出去的？”

我想：这奇怪，怎么态度如此无礼？然而他似乎是山东口音，那边的人多是率直的，况且年青的人思想简单……或者他知道我不拘这些礼节：这不足为奇。

“你是我的学生么？”但我终于疑惑了。

“哈哈哈，怎么不是。”

“那么，你今天来找我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