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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五二章 鸩酒解药上（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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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科技的工业品”好，并且希望这些科技的工业品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这并不是懂工业化。

就像是赵翼知道要修黄河、甚至激进到南北两条河道轮流清淤是好的，这也不代表他懂黄河问题。

神说，光是好的，于是要有光。

这种逻辑，并不是现实的逻辑。

甚至于，其反现实的关键，就在于“是好的”和“得到这个好的”之间的过程，避而不谈。或者，浓缩成一个神迹，完全不考虑怎么得到。

经书，大部分都是这样的逻辑。

皇帝对刘钰所谓的“世界是物质”的这句话的理解，还停留在“人地矛盾继续激化亩产不提升粮食要不够吃”这件事上。

或者说，最多理解到“就算三代复治、五帝重生、文武降临，哪怕大道既行夫子不必乘桴浮于海，依旧无法解决人口加增和粮食不够吃这件事”的程度。

但皇帝并不理解，世界是物质的这句话，背后引申出的一系列关于社会、社会关系等等问题的思索。

不过，终究，大顺的社会状态，大顺的皇帝还是可以理解一部分的。

在谈到小农问题后，皇帝并没有继续深入小农问题，而是转而道:“但不管怎么说，货币改革之事，已是势在必行了。”

“小农之困，原因颇多。或贪官污吏、或胥吏狂欢、或劳役加派、或商人压榨……种种，但小农之困的原因种种，货币事，也是其中之一。”

“多有地方官员诉言，钱银兑换导致百姓困苦；更有收铜钱而换白银必要多收；还有火耗运银等等事。这些都对小农颇为不利。”

“只是，货币若改……松苏等地的白银，外联欧罗巴、印度、乃至扶桑南大洋金银矿。若这些金银，流入内地，飙升地价、吞并耕地、甚至放贷于天下效以商控蒙故事……”

皇帝摇了摇头，显然对这件事颇为担忧。

以商控蒙，是当初北征罗刹、定准噶尔事后，刘钰给皇帝的献策。这些年过去，这么说吧，把蒙古全部的牛羊卖了，能不能还的起现在的债务，那都两说。

而若行于民间，松苏的资本大量涌入内地，哪怕不买地，只是放贷，那都是叫人绝望的事。

小农经济是脆弱的。

大顺这种一些地方混到了人均三亩地的地方，更加脆弱。

王荆公的青苗法，是不可能实行的。因为哪怕到了后世，大银行都不喜欢给小农放贷，因为放出去基本意味着坏账。而朝廷放贷，放给极为脆弱、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彻底破产的小农……更是白扯。而有能力不破产的……就这年月、就这破封建社会，都有能力不破产的，怎么可能需要经营借贷？

英、法、荷等各国，都有一大堆的“债务监狱”，一大堆的“债务奴隶”。

大顺难道真的修一堆债务监狱，靠“债务奴”的劳动，来抵偿？这种事办了，那就是天下沸反。

所以，大明也好、大顺也罢，法定的最高年利息是百分之三十六，可民间九出十三归之类的把戏，根本禁不绝。

即便不谈别的，只按照纯粹的、原教旨的资本主义金融业思路来考虑:借贷给小农的风险那么大，利息自然要高。风险越大，利息越高，这是标准的金融资本的市场逻辑。

在“货币把其余神像挤

下去，宣告自己才是唯一的真神”的情形下，松苏等先发地区的大商人，现对于内地的士绅，那就是离神更近的人、简直是新时代的“有形圣人”。

而大顺虽然说还有一定的“士农工商”的社会意识。

但实际上。

别说大顺。

就是满清时候，读书人跑到扬州去玩，都惊叹，扬州的秀才，得去巴结商人。有功名的见了大商人，也得说“我昨天去您府上拜谒您，可是您不在，您的管家告诉您了吗”这样的卑微语气。

士农工商……说说罢了，穷的叮当响的佃农，难道真的能跟大商人说，我的社会地位比你高？说说罢了。

皇帝担心的，一旦搞了货币改革，先发地区的优势，尤其是货币优势，会迅速造成内部小农经济的极大问题。

但是，皇帝说的必须要改，也是有道理的。

在先行的体系下，铜银兑换的问题，确确实实也是压在小农身上的一座山。

甚至于，在满清打完鸦片战争后，铜银兑换问题，都可以直接影响对外贸易，以至于英国法国商人都发现了铜银兑换比导致的“洋布”销售额的巨大波动。

小农，是拿不出白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