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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木牛流马十（第3页）

而是显而易见地，河南等地，肯定是遇到了大洪灾了。

小洪灾不至于搞出来黄河决口。

届时。

上游是洪涝。

到了开封菏泽一带，则可能是黄河决口。

而淮河的洪泽湖问题，大顺也只是凑合着解决了一点点，实际上水位依旧高，淮河上游泄洪还是有问题。

也就是说，一旦出了这个事，必然是一场波及淮河、安徽、河南、鲁西南、冀南、鲁北等大片地区的大灾。

按照自古以来的经验，一般来说，河南水灾，一般都会伴随着安徽水灾。而这一次还要考虑黄河决口，还要加上个山东水灾、河北南部水灾。

中原地区过高的人口密度。

商品粮产地往中原地区过高难度的运输制约。

以及河南、荆楚是天下中心，此地若乱，则四周必乱的必然现实。

还有就是对于“王朝末期被逼着做事的时候，往往吊毛也干不成”的经验。

陕甘可以垦套、迁西域；闽粤可以下南洋；山西可以走西口；河北胶东可以闯关东；松苏江浙可以有商品粮；四川德祐于都江堰等只要不瞎鸡儿收税一般没事……唯独中原地区，既没有商品粮输入救济、也没有逃亡垦荒的方向，一旦出了事，那就是大事。

外加那个非常晦涩难懂的、一般人未必理解的“老百姓有饭吃一般不会造反”的道理。

所以皇帝对于太子第一条铁路该往哪修的想法，觉得相当的幼稚。

黄河哪天出事，这谁说得准？就像是几年前的里斯本大地震，这还有说得准的事儿？

第一条路居然不琢磨着贯穿中原、联络荆楚，竟然琢磨着往张家口、承德、关东等地修，这如何能当明白铁路时代的君主？

就算不修到张家口的铁路，商人的高利贷依旧控制着蒙古；就算不修到承德热河的铁路，大顺的军队也依旧压的北边不敢反叛。

不是不能修，而是这对皇权的统治而言，是锦上添花的东西。

历史上的普法战争，德国总参谋部们对铁路的认知，是高效的兵团机动方式，将极大地改变陆地战争的模式。

而对大顺而言，对铁路的认知，是不可能走上普法战争的认识的，因为大顺周边有啥需要修个铁路否则打不赢的敌人吗？能修铁路的、好修铁路的地方，脚板子一样打赢；打不了、不好打的地方，肯定是不好修路、或者这时候压根没法修路的地方。

是以大顺皇权对铁路的认知，从一开始就必然要是维系统治、方便赈济、便于输粮、有利镇压的。

京西煤矿到京城的铁路，延续的是这样的思路，为的是京城燃料的稳定；而真正琢磨着要用印度税收修的第一条大铁路，也必然是延续这种思路的。

皇帝觉得，太子欠缺的，就是一种对“器”的认识，了解、以及如何使用的思路。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因为这件事可以教，那么将来出来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不能按图索骥了，没有思路，可咋整？到时候岂不是一脸懵逼？

守旧派搞不明白。

实学事功派，过于激进。

新学派，脑子里有自己的想法。

做皇帝的没有个一贯以之的思路，到时候便会觉得公也有理、婆也有理……在李淦看来，熙宁变法没有问题，之后的旧党复辟，也没有问题。

问题在于变法也好、复辟也罢，皇帝都得凌驾于党争群臣之上。

而要凌驾，就需要有自己的思路、自己的理解、自己的认识。知道要怎么办、知道要干什么。

朕即国家，朕要做什么，新党、旧党、守旧派、实学派、复古儒、激进工商派，皆工具也！

否则，那要被人玩死的。

大顺的改革，从来不是刘钰宰执天下的状态下改的，至始至终在皇帝看来他都是个工具，因为皇帝知道大致该怎么搞，大致知道哪些事可以干、哪些事干不得，群臣争议那都是个屁，听响儿罢了。

包括在成体系之前，刘钰在皇帝看来，不过是一个郎官类宦官，借皇帝之势，在外开府，以近臣宠臣之幕府而行变法的。既不是丞相开府，也不是执掌天佑殿一言堂，其中区别，可大了去了。

既不会罢免刘钰，也不会改革科举，更不会罢免那些攻讦刘钰的大臣。

只是，要是太子就这成色，即便自己临走之前，把几个必须要“带走”的人一起带走，怕也必要搞出来王莽改制一样的大乱——至于靖康耻这种事，李淦琢磨了琢磨，觉得即便妄自菲薄许多，这天底下已经没有再能搞出来个靖康耻的政权实体了，倒是感觉距离类似王莽改制越来越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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