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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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颂每周回家那天，屋里笼罩着死气的沉默也叫罗志远和宋文丽难受，但对于原则性问题，纵使痛如剜心，他们也决不能低头。

夫妻俩只盼着，有一天孩子能明白他们的苦心。

可长久的拉锯会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痕，无论是在他们之间的关系里，还是他们本人自己。

第二次手术后，罗志远第一次明显感受到体力再不如从前了。

泥瓦水电他样样精通，靠着一手技艺养活全家，能在工地上搬扛水泥，也能抡得动巨石一样坚硬沉重的工具。

在出事前，他的身体素质可以说比那些烟酒不忌还熬夜的年轻人还要好些。

哪怕是经历过一次手术，可病愈后，他还是能很快恢复，照常陪着妻子去菜市场买菜，在人群中挤挤挨挨，跟在她身后拎包拿菜，最后晒着大太阳走回家，半点事没有。

可现在却是不行了。

拥挤的人群和猛烈的太阳叫他头昏脑胀，拎着重物走上一段长路就气喘吁吁。

后来复查时，他们也曾问过医生，对方只谨慎地说这些听起来并不太像后遗症的表现，许是最近身体素质没跟上。

但哪有什么不同呢？

最大的改变就是亲子关系转恶了呀。

可罗志远还是无法狠心怪罪女儿。

没人搭理罗颂时，她坐在沙发上偶尔放空的迷茫眼神，或是偷偷瞄向他们的小心翼翼，连带着在出院后才被他看到的大笔转账信息，以及每个月都会定时打来的家用，通通叫他百感俱来。

而宋文丽的冷漠显然更复杂些。

她偶尔会想，或许自己应该在她青春期时收回抛弃老师那套尊重孩子论，适当地约束甚至是行使父母霸权。

反正，再怎么样也好过养得她如今过度自我，开口闭口将父母与孩子分得清楚又明白。

其实，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宋文丽的确不是确然无辜的，在罗颂出柜这件事里的无数个节点上，也犯了或大或小的罪。

她自己也清楚。

但她也同样认为，在罗颂“弥天大错”的映衬下，她的任何行为都能称得上事出有因，是能被理解甚至同情的。

她的愧疚，在打开潘多拉魔盒后便不复存在了。

宋文丽一直在等待一场对峙，关于那两把钥匙的对峙。

可拖到现在，她是从哪里获得她们租屋处钥匙的，又是凭什么私自擅闯的，好像又都失去了对峙的必要。

但如果罗颂问的话，她会得到详细如同说明书一样的答案。

宋文丽清晰记得年三十晚悲剧来临前的每一幕，白日里吹着冷飕飕的东北风，傍晚开始就有稀稀拉拉的鞭炮声响起，坐着丈夫的车往市内去时沿途看到天空炸起盛大而绚丽的烟花，将地面的房屋映得红灿灿。

作为悲剧的前奏，她也同样清晰地记得，自己是如何拿到那两把钥匙的。

冬至的第二天，也就是罗颂跟他们说自己过年前要和杨梦一去京城旅游的那个冬至的第二天，她和往常一样早起买菜。

玄关处鞋柜上的盘子里，放着他们所有人的钥匙。

宋文丽换好鞋，挎着买菜用的环保袋，站定在门口，望着那盘子，迟迟不动。

她瞟了眼墙上的钟，此时不过七点，距离罗颂清醒至少还有两个小时，而她往往能在八点左右到家。

她的脑子既清晰又混乱，仿佛背后有人推拥一般，最后还是鬼使神差地拎走了两把钥匙。

宋文丽走得比往常都要快，买菜时也心不在焉，好几次听岔了数字，拿了一堆难以搭配到一块的蔬果。

有熟人跟她打招呼，她也没留意，剩对方一脸莫名。

摁亮手机，看了无数眼时间，最终她还是抿着嘴，七拐八绕地走到市场里一处不起眼的摊子边上。

这摊子太破了，像粘在海龟身上的藤壶，看起来是能拉低市容评分的破旧。

可它身兼多职，能缝补衣服、修补鞋子，还能配钥匙，就连蟑螂药蚂蚁药也都能在这买到。

摊主是一对年迈的夫妻。

臃肿的老妇人常年坐在缝纫机后，脚掌一下下踩着踏板，目光钉在压脚上，右手利落地控着转动轴，修鞋与配钥匙则由她干瘪的丈夫负责。

两人各司其职，互不打扰。

等待的过程中，宋文丽总觉得如芒在背，几次猛转头，试图抓住暗中窥视的目光，但一无所获，毕竟说到底，只是做贼心虚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