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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童话李星民视角番外（第1页）

我之所以会记住尹诗允，是因为她的问题让我在台上停顿了三秒，没有立刻回答上来。

三秒，在政治演讲中是很长的时间，足够让对手抓住把柄，说你“无法面对尖锐问题”。但她的问题确实犀利——关于女性参政配额制。她问得直接，眼神里有种不信任的清醒，其他同龄女大学生还在为偶像剧流泪时，她却已经学会了质疑政客的承诺。

演讲后我让助理把她叫来。说实话，最初的想法很简单:这女孩聪明，漂亮，有想法，可以培养成不错的情人。我四十五岁，离异，需要一个既能陪我出席社交场合、又不会在床上无聊的女人。她的年龄、学历、背景都合适——足够年轻让人赏心悦目，足够聪明懂得规则，又没有显赫家世会带来麻烦。

“你很聪明，但聪明人往往容易迷失方向。你需要一个导师。”

我看着她的眼睛，看到了预料中的动摇，也看到了意料外的清醒。她知道我在说什么，她在权衡，在计算。这让我更感兴趣了。天真的女孩容易腻，太精明的女人又麻烦，而她恰好在两者之间——既有野心，又还保留着某种底线。

那天晚上我给载元打了电话，我的儿子刚满十岁，在威斯敏斯特公学读书。

“爸爸，这个周末你会来伦敦看我吗?”他的声音里充满着期待。

“爸爸有工作，下次一定。”我习惯性地敷衍他。

挂断电话后，我想起前妻从前与我吵架时经常说的话:”你爱权力胜过爱任何人，包括你的儿子。”

她说得对。但我不后悔。毕竟在这个世界上，权力才是唯一不会背叛你的东西。

……

凌晨两点，我的手机响了。

“星民，龟尾市发生了严重的化学品泄漏事故，□□，已经有人死亡。”尹诗允的声音很急促，但保持着冷静，"，“现在所有媒体都在关注，如果您能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我愣了一下，我和尹诗允的关系已经维持了两年，她聪明、懂事、床上也很乖，是个合格的伴侣。但我从未想过她会在凌晨两点打电话给我，不是因为思念或撒娇，而是告诉我一个政治机会。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

“我有朋友在当地做记者，她刚给我发了消息。星民，这是个机会，您一直在推动环境保护法案，如果现”在去现场，主动承担责任，要求彻查企业安全问题，对您的形象……”

她的话没说完，但我已经明白了。

四个小时后，我出现在龟尾市的事故现场，穿着朴素的外套，没有带助理团队，只有一个摄影记者。我蹲在受害者家属面前，握着一个失去丈夫的女人的手，承诺会追究到底，媒体恰好拍下了这一幕。

那张照片后来成为我竞选宣传册的封面。

回到首尔后，我让人重新调查了尹诗允的详细资料。她确实有个朋友毕业后到龟尾做记者，但那个记者发消息的时间是凌晨一点四十分，而尹诗允打给我则是两点整，这意味着她在二十分钟内完成好了信息研判、影响评估、行动建议，最终决定叫醒我。

二十二岁，这样的政治敏锐度，我意识到我低估了她。她不只是个聪明的女孩，她有成为真正政治家的潜质。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认真审视我们的关系。我需要一个继承人。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而是政治意义上的——有人能理解我的理念，继承我的人脉，完成我未竟的事业。

我想到了载元，上次我去伦敦看他，老师说他成绩优异、善良、有同情心、深受同学喜爱。他现在是社区的食品志愿者，任务包括分拣捐赠的食物、设计营养套餐，或者是给需要帮助的人写鼓励卡片，他很喜欢这份工作，经常给我写邮件说自己当志愿者期间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十几岁男孩，我会很开心地鼓励他，可他是我的儿子，他如果未来要从政，就不能太像他的母亲，善良，理想主义，相信这个世界本质是美好的。

可这个世界不是他想象的样子，政治不是让世界变美好的游戏，而是在泥潭里搏斗，是妥协和背叛，是在黑暗中寻找相对不那么肮脏的道路。载元太纯粹了，他不适合这个世界。

或者说，我在刻意保护他，不想让他变成我这样的人。

……

“您要娶她？”我的首席秘书朴室长瞪大了眼睛，“议员，她只是个...而且您和她的年龄差距...”

“二十五岁，”我平静地说，“我已经跟她求婚了，打算下周去做婚前财产公证。”

“载元怎么办……”

“载元还小，继续读书，专心学业就好。”我打断他。

载元很聪明，但他太年轻，而且他的性格真的不适合。上个月我带他参加了一个私人聚会，想让他见见世面，席间有人讨论起一个拆迁项目，涉及数百个家庭的安置问题，我的一个盟友主张强硬推进，请□□组织暴力拆迁，因为这个开发商背后有大财团支持。

回家路上，载元问我:”爸爸，那些人的房子被拆了，他们去哪里住?”

“会有安置补偿的。”我说。

“但补偿够吗?我在新闻上看到很多人抗议...”

“载元，政治就是平衡各方利益，有时候必须做出艰难的选择，牺牲部分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