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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9章 潮市问题（第1页）

沈黛之前特意研究这一块，她说道：“深市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其“特区”政策带来了显着的加持效应，使其在华夏城市中脱颖而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特区也同样能够取得如此成功。事实上，在五大经济特区中，深市的发展速度远超其他城市，这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政策优势以及自身的努力密不可分。”

秦峰双手一摊说道：“所以啊，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尽管潮市地区手中握有“特区”这张牌，但其发展并非坦途。

要实现经济的真正腾飞，还需要在多个方面付出努力，包括改善官场腐败和治安混乱的问题、打击走私和骗税活动、加强经贸往来等。只有这样，潮市地区才能逐步摆脱落寞的局面，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沈黛接着秦峰的话说道：“你的话我认同一半，对于打击腐败等问题我是赞同的，但要拿潮市和深市相比，我认为是没有可比性的，虽然都是曾经的五大特区，但资源条件上就比不了。

潮市在设立特区之初，有人曾提议将特区命名为“出口加工区”，这凸显了其最初的目的，是吸引外资设立工厂，进行出口加工以创汇。

确实，四个经济特区在初期都规划了出口加工区。然而，深市独特之处在于其迅速突破了这一局限，成为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市场经济试验田。这意味着，深市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特区”。

深市特区在成立时，就划定了二线以内的面积为327.5平方公里，远大于珠海、厦市和汕市的特区规划面积。此外，深市与港城仅一河之隔，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既见证了“逃港潮”的悲剧，也承载着证明制度优越性的历史使命。这样的地缘条件，是其他特区所无法比拟的。

更为重要的是，深市特区在早期就迎来了李老、袁老等一批杰出的拓荒者。他们巧妙地将招商引资与制度建设相结合，为深市特区的发展打开了新的篇章。

反观其他特区，由于种种原因，如面积、地位或政治气候的限制，未能抓住“深市式改革”的机遇，未能充分利用“特区搞市场内地搞计划”的体制差异优势。”

秦峰点头同意道：“所以啊！深市的成功不全是特区的政策优势促成，从1984年起，国务院决定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开始，给深市之外的所谓“特区”带来额外的政策优势就明显没了多大作用，从那时起，这些特区在政策层面已基本与沿海港口城市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1988年，厦市和深市进一步升格为计划单列市，获得了副省级行政级别和省级经济管理权限，从而与珠海和汕市的政治地位产生了显着差距。

此时的深圳已拥有市场经济的机制优势、计划单列市的行政优势以及中央资源的注入等多重利好。相比之下，像潮市这样的“特区”在各方面都显得逊色不少。

事实上，厦门的发展更多地受益于其行政级别和作为闽南区域中心的地位，而珠海的快速增长则主要得益于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的迅猛发展。相比之下，是否为“经济特区”对这些城市的发展影响并不显着。以2013的GDP为例，珠海是1980年的1428倍，而东市则是1158倍，两者基本处于同一数量级。这表明，珠海和东市主要受益于“珠三角红利”，而非“特区红利”。

再来看深市，其2013年的GDP达到了1980年的9857倍，远超其他千倍增长的城市。这也显示出深市特区与其他特区之间的显着差异。

此外，“侨乡”属性也对特区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尽管深市、珠海、厦市和潮市等特区在设计上各有侧重，试图吸引不同地区的资本，但实际情况是，商人投资的首要考量是经济性。他们更倾向于将资金投向市场潜力大、基础设施完善、条件优越的地区。因此，尽管潮市籍商人也有在潮市地区的投资，但相比珠三角地区，其投资规模显然要小得多。

另一方面，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华人资本在华夏招商引资中的地位逐渐下滑。欧美日韩等外国资本在华夏的实际投资规模远超境外华人资本。对于外国资本而言，在华投资主要考虑经济因素，“侨乡”的加分项作用已显得微乎其微。

再者，潮市地区地处广省内，难以避免珠三角的“虹吸”效应。尽管“虹吸”一词常被视为非市场行政力量对低线地区的剥夺，但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的“虹吸”是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

人才、资金和资源往往从低效率地区流向高效率地区，这是不可避免的经济规律，你是学经济的，这个你应该更懂”

沈黛点头：“确实潮市与珠三角虽有一定差距，在地理和心理上的亲近，就使得潮市人更倾向于流向珠三角地区。

再加上，近代以来，潮市地区的对外沟通枢纽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汕市港是潮市与东南亚沟通的主要门户，而如今，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深市和珠三角地区已取代汕市，成为潮市人走向世界的新桥梁。这也导致汕市曾经可能拥有的高端服务业功能被珠三角地区所吸引和占据。”

秦峰顿了顿继续说道：“除此之外，在工业生产和供应链方面，珠三角也展现出了“强者恒强”的优势。包括潮市在内的粤东西北地区，这也逐渐成为了珠三角的劳动力输出地，也就是你之前提到的人才流失问题。”

沈黛叹息但：“不可否认，潮市地区的空心化现象日益严重，大量青壮年劳力涌向珠三角地区，导致留在潮市的多为老弱妇孺。尤其是潮市地区的高生育率，进一步降低了就业人口在常住人口中的占比。由于就业人口是创造财富的主动力，而非就业人口则更多是分母角色，潮市地区在人均GDP上的落后也就不难理解了。”